■支奕

我家墙上挂着一只旧水壶，壶身墨绿色的油漆磨掉很多，露出里面银白色的铝。我格外珍视这只水壶，它和1949年解放舟山的一场战争有关。

那是我姥爷留下来的水壶。离开部队后，姥爷就用它来灌酒，直到他自己像一缕水蒸气一样，从这个世界消失。想姥爷的时候，我摸摸水壶，就能感知到他的存在。那天夜里，我穿过客厅去刷牙，看到月光落在墙上、抚过水壶，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凝望，像一块磁铁被吸铁石牢牢吸住。我看着水壶上暗哑的光，仿佛看到它重新回到姥爷身上。

发起总攻前夜的最后一场作战动员中，姥爷抱着枪，曲着腿，在涌动的月光下皱紧眉头，和队伍中所有人一样严阵以待。风从四面八方吹来，秋虫唧唧的叫声愈发嘹亮。在那个十分安静的秋夜，姥爷知道，一场战斗就要打响。那是1949年10月2日夜晚，宁波北仑的穿山半岛。夜行军时，年轻得一塌糊涂的姥爷背着水壶，像一棵灌满了浆汁的茅草。月光清瘦，照耀出姥爷同样清瘦的影子，隔着七十年的时空，我在行军队列的路边仿佛与他相望。

我看着这位比我还年轻得多的解放军战士说，金向东同志，你好。姥爷不经意回望，向我匆匆地笑了一下说，支奕同志，你好。我说，我是你以后的外孙女，我是一名警察。他笑了，说，那让我先打完这一仗，再见。

队列很长。那就请允许我替我大步流星的姥爷说几句吧，行军如此匆忙，他没有办法停一停：

我叫金向东，出生于1927年11月，我的老家在河北东光县王家桥村。20岁那年，我放下锄头加入民兵，在村里入了党。6个月后，我入伍参加县委会通信班，当上了副班长。在这之前，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。现在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，在穿山半岛，隔着浑浊的海水，遥望陌生的群岛。我突然发现，明天我就要乘木帆船，登上对面的金塘岛，与敌军在炮火连天的战场拼个你死我活。想到这里，我就口干，拿水壶不停地喝水。

班长拖着一条瘸腿走过来，拍拍我的肩说，不要紧张。班长44岁了，在老家有3个孩子。班长说，他老家的山坡上种满了柿子树，在往常，正是他的丫头小子围着他上山摘柿子的季节，那个最红最大的柿子他谁也不给，就留给他媳妇儿桂花吃。我看了一眼他那个被“三八大盖”打穿的脚骨，除此以外，基本上该在的都还长在他的身上。我心里还是说不出的紧张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一个人如果能平平安安地老死，那得是多大的幸运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班长的运气，我更加不知道，我的生命在下一刻会丢在岛上，还是海里。但是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呢，怕死还当什么人民解放军。

姥爷继续向前走去，他的背影越来越远。他有他月光下的人生，我也有我月光下的人生。历史上的金塘激战在一场暴雨中降临。那夜，姥爷的身上脸上布满了雨水，他踩着湿漉漉的破鞋，小腿肚的绑带上溅满了粗粝的泥点。那夜被雨水冲刷的月光，那么清明与激烈，凉薄与温情。月光抚摸姥爷滚烫的灵魂，抚摸他奋勇杀敌、冲锋陷阵的身影，和那把墨绿色的行军水壶。我分明听到天上的号角，分明看到姥爷的青春。10月4日拂晓，解放金塘岛南半部后，姥爷和战友冒着暴雨继续向纵深推进。我无法想象，当胜利再一次来临，一身血污的姥爷背着同样伤痕累累的水壶，把班长送上担架的时候，在想些什么。

我把姥爷的水壶拿下来，放在书桌上，怀想着激战金塘的那场滂沱大雨。雨中的月光经过嘹亮的军号，经过机枪猩红的火舌，经过姥爷嘶声力竭的呐喊，经过战场上奔跑与晃动的人影。然后，我果然看到月光来了。月光偷袭我的小屋，月光经过了水壶，我听到了一声遥远的歌唱，那是姥爷唱响的青春之歌。

在一个深秋的夜里，我和同事又一次走到海边巡逻时，忽然看到一位老军人。他的背有点驼了，这让他的那件旧军衣看上去显得有些宽大，在他的左胸上方，挂着两排醒目的奖章，那是他的荣光与信仰。老军人拄着拐，颤巍巍地朝我走来，脑门上稀疏的白发在月光下乱飞。我迟疑了一下，又迟疑了一下，终于看清他饱经风霜的脸，在那个瞬间，我忽然难以控制情绪，眨巴着眼睛不让眼泪滚落。我向老军人站定，十分庄重地敬了一个礼，说，金向东同志，你好。

姥爷笑了一下，用暗哑的嗓声说，支奕同志，你好。在夜色中他慢慢地把手举到发际，向我回礼。